纪录片《史说汉字》用电视艺术全景记录、展示汉字起源及发展历史，向公众展示、传播和弘扬汉字文化。
第五集挥毫千秋
两山相夹，一水中流，夹江的名字由此而来。县城虽小，确是著名的“熟纸”之乡。
这里出产竹纸的历史，可上溯至唐代，当地纸农以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把祖辈的手工技艺传承到了今天。
年，夹江手工竹纸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夹江县手工造纸博物馆，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百家博物馆之一，馆内供奉着纸圣蔡伦的塑像，世代以纸为生的夹江人，将他尊奉为千古之师，万世之尊。
公元年，担任汉和帝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品的经验基础上，用树皮、破渔网、麻头等做原料制造出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被称为蔡侯纸。
汉末以前是在竹简上写字，竹简不宽，不可能任意挥洒，绢帛太贵，都是丝织品，传说张芝是先书后染，先用白布练字，练完后再染成别的颜色做衣服。用植物纤维造纸，是找到了造纸的方向，这种东西做起来成本低，书写方便，所以日益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纸张的出现，让汉字的书写跨越过千年的简帛时代，让笔墨的气息不经意中添了灵动与潇洒，而整个文明的进程也在这看似一小步的跨越间被悄然推动了。
纸的面积比较大，大小可以舒展，尤其是其他载体都不能跟水墨发生一种反应，枯、涩、浓、淡，这种变化只有纸能做到，载体的特点影响了文字的演变。楷体、行草就能够在纸上得到最好的表现。
发行于年的楷书邮票中，位列首席的是钟繇的《宣示表》。有人曾评价《宣示表》是从隶书引向楷书之后的第一类典范。他所处的时代是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当中，他是第一个写出了比较正规的楷书风格。但是隶书的笔意还没有完全去掉。蚕头燕尾这些笔画是后来的楷书和草书都没有的，但是在章草、钟繇的小楷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新事物的产生是跟旧事物有很模糊的一种界限的，所以现在有模糊经济学、模糊语言学，在字体产刚产生、没有成熟的时候，也是很模糊的。
新体带着脱胎于旧体的痕迹，更带着冲破旧体的生命力，较之于书法家开风气之间的探索，民间手写体的革新潮流，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比如我们现在发现东汉永寿二年有一个大的陶瓶，上面还是以隶书为主，但是已经产生很多变异了,有一些是楷书的笔画，有一些是草书的雏形，所以楷、行、草几乎是同时从隶书脱胎演变出来的。
后世最为我们熟悉的几种字体，就这样悄然萌芽，在书法家们的笔端，更在那些不知名的陶瓮砖瓦间，带着人们最素朴的智慧。楷书，后来作为官方正式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再延伸新的字体。
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基本完成了它的演变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典型的楷书结构，它的横画总是要向右上略做倾斜的，正好符合手拿毛笔运动的最方便的路线，完全画一条水平线不方便，画一条垂直线不方便，楷书中玄针的针尖，恰好是笔锋最容易出尖的地方，所以楷书无论从笔画还是结构的体势，都是最符合毛笔的特点和手的特点。
汉字的笔画，楷书笔法都构成了，尤其它整个造型是方形，可以向长发展，也可以向横发展。可以演化出行书和草书，无论是从书写的角度还是从美术的角度都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
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这是后人对钟繇作品的赞誉，也是对汉字的礼赞。这般如诗如画的语言，或许是唯独汉字才可以触发的意境。
有人说，从原初民创制文字伊始，就已经凝聚了美的意识，即使那些契刻在甲骨陶片上的简单符号，也都记录着先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而从契刻到书写，汉字离艺术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汉字，无论我们平时怎么使用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传达信息、记录信息，而书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它的形之美，有时还兼有它的意之美，提供给人们一种美的精神方面的产品。这样的一种活动独立出来以后，会使我们更尊重我们文字中所包含的聪明和智慧。
绍兴的兰亭，潺潺的流水，似乎仍记忆着当年那场名传千古的雅集，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详，称为“修禊”，春光旖旎间，王羲之、谢安、许询、袁峤之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相聚于“曲水”，进行着“流觞”的游戏，大家开怀畅饮，放声歌吟，四十一个人竟赋诗三十七首，诗成之后，众人推选王羲之作序，于是就有了书法史上永远绕不开的《兰亭序》。
它摆脱了以那种隶书的意味，写得非常飘逸，非常流畅，也具有很多形式的美，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还有不同的造型。比如有二十几个“之”字，每个“之”字都不同，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完美，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胜，在酒酣兴尽之际，想起了“死生亦大矣”的古训，金与昔、生与死，生命的欢愉和悲伤，就这样在内心交错，字秒、文也妙不可言。
从流传的许多版本看，它一气呵成的，一气呵成的文字不光是字的问题，还是文的问题，所以应当看成是一个串珠。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兰亭序》皆为后世摹本。相传，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曾让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打扮，从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并在临终时将其作为陪葬，随他一起长眠于昭陵。
时空辗转，虽然真迹难觅踪影，但《兰亭序》早已超越了一幅行书作品的简单意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里程碑。魏晋六朝是一个才思飞扬的时代，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却激发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样描述：最富予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无不是光芒万丈，而名士们狂放不羁，不拘于礼的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魏晋风度最深刻的记忆。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时人对王羲之的赞誉，说的是人的风采，却也是字的风貌。
有人用天然二字概括他的风格，而痴迷他书法的唐太宗则用了尽善尽美一词。王羲之的小楷有流传，行书有流传，章草也有流传，他的草书也很精妙，可以说是诸体兼备，在他这里形成的是规范。今天我们学，并不一定都死在了王羲之脚下，尽管有每个人的艺术天才，充分的发挥，但是离开了这种规范，就等于离开了汉字的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显赫非常的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的家族。当年除了政治上的显达，琅琊王氏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可谓是最煊赫的一族。
而其中最为闻名的除了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后世并称为“二王”。王献之曾经觉得他父亲对传统书体的创新变化还不彻底，他觉得应该更加彻底，大人宜变体，他的《鸭头丸贴》就写的很美很飘逸。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父亲写得更加灵动，更加有才气。
王献之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备二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所评，非草非行，流遍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魏晋是属于书法的时代，追求书写的美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真正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心灵的寄托和一种不能须臾或望的精神活动，而汉字在其间折射出的光彩，前无古人，闪耀至今。
独树一帜的魏碑，在广袤的天地间，探索后世楷行天下的风范。盛世豪迈的大唐王朝一并奏响了属于汉字与书法的辉煌乐章。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的开凿始于公元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后到宋朝初年，历经余年，龙门现存大小洞窟，个，佛像10万余尊，碑刻题迹余块，其中有四篇堪称巨迹，被誉为“龙门四品”。
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魏碑”。它们不是名家墨迹，甚至难考姓名，但却以多样的形式、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至深。
如果从文字本身角度来说，魏碑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于广泛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在碑刻的天地里探索楷书，怎样才能够最方便、最优美。所以后来研究唐代楷书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这个渊源关系，就是隋唐时期最主要的楷书风格，它的形式如果要寻找的话，大概在魏碑中都能找到。它统一又丰富，上承着隶，下开六朝楷书，是个很了不起的过渡。
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是清代学者康有为笔下魏碑的“十美”，百种姿态，万千气象。
其实大美无言，一切尽在天地间。西安的雁塔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水雾如烟，音乐高亢，远处隐隐绰绰的大雁塔，让人有梦回唐朝的错觉。那实在是一段令中国人提起精神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兼有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为人称道，政同人和，文化艺术璀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领域无不是成果辉煌。
有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过，那时的唐王朝像东方的一条巨龙一样，凌驾在整个世界之上。创建于公元年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博物馆、被人们誉为“书法艺术的故乡”，碑林兴起的源头就是对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保存。
《石台孝经》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尚书》《诗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
有人把《开成石经》比喻成当年的高考教材，这部历时七年，由楷书刊刻的石经，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流传，同时也对经籍用字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
唐代是个大帝国，它统一之后，对文化也要统一，首先需要有文化人才，于是开始科举。唐代除了以经取士以外，还要以声律取士，就是要作诗作词，考生都要书面考试，要写卷子，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做一个规规定，乱七八糟地写是不可以的。所以唐兰先生说，汉字规范、汉字整理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统一汉字，以小篆来统一；一次是唐明皇，有个《文字开元音义》，确定楷书要成为正统。在这次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汉字规范化运动中，有一本书是不可不提及的，它就是《干禄字书》。
所谓干禄，就是去追求功名需要用的文字规范的这种书。要想做官，就要通过科举，要想通过科举，字首先要规范。
《干禄字书》的撰写者叫颜元孙，这并不是熟悉的名字，然而他的家族实在有太多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远祖可上溯到孔门弟子颜回，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谷皆以考注明经史闻名于世。在伯祖颜师谷《字样》的基础上，颜元孙完成了《干禄字书》。
在这部书中，他第一次明确的将文字分为正、通、俗三体，并指出每一体的使用场合。
他提倡正体字，但他认为一些通行的字也是可以，比较宽容，但俗体字他会引出来，不是很提倡。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小篆的规范，到了楷书时代，代表性的就是《干禄字书》，它无疑为汉字的规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真正使《干禄字书》发挥作用的却是颜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颜元孙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父陷子死，巢倾卵危，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在这场叛乱中，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以一介儒生的微弱，挺立在抗击叛军的城头，而颜氏一门有三十多个亲属殉国，可谓满门忠烈，所以写得非常自然、非常天然，一气呵成，包括涂涂改改都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懈可击，尤其是章法行气里体现出的一种很抑郁、悲愤的感情。
所以人们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作为“天下第二行书”。后人崇尚颜真卿书风的雄浑，更敬慕他的气节，将其视作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任何一种抽象的字体，必须以具体的名家书法为依托，而颜体正是以这种完美的结合，为楷书的最终成熟提供了范本。据记载，颜真卿在自己的作品中身体力行的书写正字，在66岁时又以小楷亲自抄录伯父的《干禄字书》，并请人摹刻上石，一时间，人们争相索求，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字学家的成果，通过书法家的艺术创作，得到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真正成熟都是通过书法表现来促进的，通过书法的表现来规范的。而且在每一个书体中，因为各个不同的书法家，还造成了不同的变异，体现出不同的个性，使得汉字的面目变得非常丰富多姿。
有人说，与唐诗共辉煌的还有唐朝的酒文化，翻开全唐诗，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酒香浓浓的飘洒着，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描述间，有“眼花落井水底眠”贺之章，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更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张旭。相传张旭作书，往往在大醉之后脱帽散发高喊狂奔，有时兴起索性用头发湛墨挥毫，一笔狂草变幻莫测，人称“癫张”。
唐朝人有一种吞吐宇内、征服八荒的气概。狂草的兴起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出来的，他们所要追求的不是一种书斋里面的表现。用韩愈描写张旭的一段话就是，张旭是想把天地的可喜可愕，值得高兴的或值得惊讶的，以及自己的内心的忧伤欢乐要融为一体，都寄托到草书中去。
文献有记载的唐朝善书者有多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种高蹈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参与其间，成为一场隆重的视觉盛宴，而且每一种字体都有一些杰出人士希望建立自己时代的新风格，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种字体全面发展，并且各种字体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兴盛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却从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推动的，一个繁华盛世的背后，总有那么多隐约不明的身影，如繁星点点，最终汇聚成灿烂星河，唐代的书坛就是这样一条光辉的银河。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卷，行列严整、笔制挺秀，是最普通的抄书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典籍的制作整理都要依靠手工抄写。而在有唐一代空前繁荣的背景下，这必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唐代书法的繁荣，尤其是楷书的繁荣，是由庞大的文教机构中的不知名的抄书手以及寺庙里面的经生，甚至还有一些文人在考试入学之前也当过抄书手，由这些人和著名的书法家们共同构建起来的。
回溯千年，古老的汉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以及众多书写者探索的步伐，汉字的诸种字体，也迈向了全面的成熟与完备，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对汉字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居功至伟。
印刷对文字的发展，从字形的固定很有用，否则，全是手写，没有标准，人们的手写永远推进不了规范化。
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类，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同时，为了适合人们阅读时的视觉，要求图书印刷要求笔画匀称，风格统一，因此刻版字体多选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楷书，在采用名家楷书的过程中，刻版字体逐渐统一点画的基本形态，形成了横平竖直、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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